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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当前，社区工作者职业认同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议题。尽管国家通过政策保障与地方实践持续强化职业认同，但社区工作者仍面临制度性、结构性和文化性三重困境。本文将从“制度—结构—文化”三个维度系统提出破解路径。制度层面，以职业身份法定化、待遇保障一体化、激励制度差异化夯实职业发展底座；结构层面，通过权责重构、精准赋能、结构调优激发职业发展动能；文化层面，依托标杆引领多维宣传、媒体创新多元叙事、产教协同深度融合筑牢职业价值根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持续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习强调，基层社会治理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干部在治理效能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新时代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以及构建基层活力与秩序并存的治理格局，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深入基层、扎根基层，不仅需要持续强化职业认同感、提升岗位吸引力，更离不开科学完善的职业激励制度作支撑。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激发基层治理的主体活力，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水平，让高素质、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赋能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纳入国家和地方人才发展规划，要求地方制定专项规划与管理办法，提出“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1]。2018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进一步表明建立激励机制对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具有深远意义[2]。2021年，《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明确提出“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立岗位薪酬制度并完善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会保险待遇，探索将专职网格员纳入社区工作者管理”[3]。2022年，《“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从优化配备标准、健全职业发展体系、完善待遇保障、强化培训管理、全链条选优配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夯实人才基底[4]。2024年，《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系统性谋划布局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体系的骨骼框架，历史性擘画了社区工作者长远发展的战略图景。这是第一个专门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对于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敬业奉献、结构合理、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城市基层治理骨干力量具有重要意义[5]。

　　四川省成都市通过制定《成都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系统性构建社区人才全链条管理体系；出台《深化城乡社区减负提能增效的若干措施》，精准匹配基层治理岗位需求，实现人员选配的精准化、科学化；发布《关于深入实施“金沙计划”促进社区专职工作者强基提能的工作方案》，着力培养社区治理“头雁”人才，提升社区治理核心力量；制定《成都市城乡社区专职工作者职业化岗位薪酬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基本薪酬+考核奖励+职业津贴”的多维度薪酬体系，进一步优化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保障。

　　浙江省宁波市相继出台《关于加强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宁波市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宁波市农村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细则，并配套实行《宁波市面向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公开招聘事业编制人员操作办法》《宁波市城市社区工作事项清单指导目录》等实质性举措，围绕基层治理人才队伍标准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方向，聚焦“选育管用爱”五维度，通过全流程培训教育、全方位实践淬炼、多维度资源保障，着力锻造基层治理骨干力量。

　　制度性障碍。一是社区工作者职业定位不明确。社区工作者的身份角色在“基层自治组织成员”与“公共事务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徘徊，虽经法定程序选任或由政府统一招录，但其岗位未被纳入国家行政编制序列，且尚未形成统一的职业标准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职业认同感。二是职业权益保障碎片化。社区工作者身份的特殊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模糊性，导致其劳动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加之不同区域、城乡之间在薪酬体系、社会保障水平、职业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建立“三岗十八级”薪酬制度，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薪酬职级体系，这种区域性制度失衡导致了“经济发达地区人才高输入”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低流入”的局面。在社会保障待遇方面，“五险一金”存在地区差异和覆盖不全的问题，整体覆盖面和有效性亟待提升；同时，心理疏导、压力调节等配套保障措施也需进一步加强。这种刚性保障的非均衡发展削弱了社区工作岗位的职业吸引力。三是职业发展路径狭窄。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以定向招录、破格提拔、体制入编等方式探索打破身份壁垒，吸纳优秀社区工作者进入国家正式岗位序列[6]。然而，受制于名额稀缺、选拔门槛较高等因素，多数优秀社区工作者往往难以突破社区党组织书记职业瓶颈，长效激励机制尚未实质形成。此外，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序列与职业标准序列未能有效联动，导致社区工作者职业发展路径不明晰，晋升空间受限。这些制度性障碍不仅制约了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也影响了基层治理的效能，亟待通过进一步的政策创新和制度完善加以解决。

　　结构性矛盾。一是角色冲突。社区工作者既要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任务，又要承担“自下而上”的自治事务，双重角色期待往往可能导致在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对上负责优于对下服务”的行为逻辑固化，从而弱化居民信任基础。二是能力断层。条线任务挤压了社区工作者专业化能力培育空间，使他们被困于大量行政性事务中，导致他们在风险研判、应急处突、信息技术运用等能力方面存在短板，难以满足现代社区治理的复杂需求。三是性别失衡。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女性从业者占比较高的现象，男性从业者多因“过渡性就业”选择社区工作，职业黏性较低。根据多地调研数据显示，我国社区工作者群体中女性占比普遍超60%，部分城市甚至达到80%以上。性别结构失衡可能导致治理效能悬殊，且易固化社区工作等同于女性职业的刻板认知。

　　加强制度创新，夯实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底座。一是重构定位，明确其法定职业身份。现行职业分类将社区工作者简单归类为“办事人员”，难以精准体现其在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专业属性和岗位性质。因此，应推动立法，确认社区工作者“基层治理专技人员”的身份类别，并将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独立序列。推动建立社区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借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体系，制定“初级—中级—高级”等级职业序列；建立基础能力、专项能力、应急能力、实践创新能力与拓展能力“五位一体”的能力标准体系，科学评定社区工作者的能力水平。同时，国家立法机关亟待通过专项立法或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既有法规，系统化明晰乡镇（街道）行政主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社区工作者在基层治理中的法律主体地位和权责边界，建立健全配套的劳动纠纷调解机制与司法救济渠道，有效破解因身份定位模糊而导致的法律保障缺失困境。二是统一权益保障，弥合区域鸿沟。构建国家统筹基本标准与地方适配区间相协调的权益保障机制。在薪酬制度层面，建立“国家基准薪资+地区浮动薪资”的薪酬标准，可设定社区工作者薪资不得低于当地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的硬性约束条件，并通过国家专项转移支付补足欠发达地区社区工作者的薪资待遇，对中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增设工资津贴，缩小区域之间的薪酬差距。同时，各地应推动“五险一金”全面覆盖，逐步完善社区工作者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将定期健康检测、心理健康调节、职业病防治、生活关怀等纳入保障范畴，并针对危机事件处置等高风险治理情景设置职业风险补贴。三是创新激励机制，激活社区工作者的内生动力。针对个性化的职业发展需求，构建差异化的激励制度。在岗位标准和岗位职级健全的条件下，建立“职业激励积分”制度，将社区工作者服务年限、职业水平、实践创新能力、应急处突表现、群众满意度等转化为相应积分，引导社区工作者根据积分排名自主选择职业激励方式，如优先入编、职级提升、继续教育、跨域培训等，形成长效激励生态。拓宽晋升路径，破格提拔“头雁”人才。对于表现特别突出的社区党组织书记等，可进一步畅通其职业发展路径。拓宽人才来源渠道，适度扩大定向招录比例。各地可根据实际需求，在每年公务员、事业编人员招录计划中，划定出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定向招录优秀社区工作者。

　　注重结构优化，激发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动能。一是权责重构，让治理聚焦主责。健全权责事项清单，规范上级任务准入标准，减少形式化的行政性事务，聚焦公共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确保社区治理回归主责主业。同时，优化考评机制，平衡好“留痕”与“留绩”之间的关系，突出基层干部为民服务的实绩考察。其次，推动治理资源下沉，赋予社区充分自主决策的权力空间，使社区工作者既有能力担事，也有权力管事。二是精准赋能，让能力匹配需求。构建全面、系统的社区工作者能力培训体系，围绕强化“基础能力+专项能力”的目标导向，突出应急处突、智慧治理、群众动员、实践创新等模块的能力培训，实现专业能力与治理需求精准匹配。三是结构调优，让力量均衡释放。根据岗位匹配原则，通过定向招录等方式调节性别比例失衡现象，以结构优化打破公众对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刻板印象。

　　营造文化氛围，筑牢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价值根基。一是标杆引领，提升职业价值高度。可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加大对优秀社区工作者及其典型事迹的宣传力度，创设多样化的评选活动，让公众更全面地了解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内容，进而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同时，可以适度提高国家级和省部级表彰频次，延展覆盖领域和范围，营造全社会崇敬、关爱社区工作者的浓厚氛围。二是形象再造，重塑职业形象认知。激活媒体传播叙事方式，鼓励主流媒体创设社区工作者专栏，创新运用纪录片、短视频等方式，多维度展示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价值内核和职业先锋形象。三是专业育才，深培职业认同根系。推动社区工作者专业学位教育体系建设，鼓励高校增设社区治理专业或将社区治理内容融入相关专业课程；深化高校、职业院校等专业教育机构与先进典型社区的互动合作，建立多元化的教学实践基地，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依托专业化发展，深化职业价值认同，进一步培育“懂理论、会治理、善创新”的社区工作人才。